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子罕名乐喜，是宋国的司城，执一国之政数十年。《左传》为他留下三件小事，恰好一件一件应着《老子》第三章的三层意思。
第一件在鲁襄公十五年（前五五八）。宋国有人得了一块玉，献给子罕，子罕不收。献玉的人说：我拿给治玉的匠人看过，匠人认它是宝，所以才敢献上来。子罕答了一句流传两千多年的话："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我把不贪当作我的宝，你把这块玉当作你的宝；你要是把玉给了我，两个人的宝就都丢了，不如各人守着各人的。这不只是不受，是他连对方那份宝也替他保住了。
难得的是后半段。献玉者叩头道：小人身上揣着这块璧，连乡都出不了，献上来是为了求条活路。子罕于是把他安置在自己所居的里巷之中，请玉工替他把玉琢治出来，卖了钱，让他富了，再送他回原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子罕不是把玉挡回去了事，是把那块玉从"惹祸的宝贝"变回了"能过日子的钱"。
第二件在襄公十七年。太宰皇国父替宋平公筑台，正碰上收割的农时。子罕请求等农事完了再动工，平公不许。役夫们在工地上编了歌唱：住在泽门的那个白皙的人（指皇国父），是他兴起了我们这场劳役；住在城中的那个黑脸的人（指子罕），才是安慰我们心的人。子罕听见了，亲自拿了鞭子到工地上去，抽打那些不肯出力的人，说：我们这些小人都还有屋子避风雨寒暑，如今国君造一个台都不肯快点造完，这算什么服役？唱歌的人就此住了口。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子罕答："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宋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却有了被咒骂的人和被称颂的人，这是祸的根。
他不是不知道那歌是在夸他。正因为知道，他才要亲手把它掐掉：一旦"可欲"的东西——一个人的美名——在国中被显示出来，民心就分成了两半。他宁可自己挨那顿骂，也不让"诅"与"祝"这一对对待在宋国立起来。
第三件在襄公二十九年。宋国大饥，子罕请于平公，拿出公家的粮食借贷给百姓，又让大夫们都拿出粮来借。而他自己那一族，"司城氏贷而不书"——借出去了，不立借据、不记账；还替那些拿不出粮的大夫代为借出。那一年，"宋无饥人"。晋国的叔向听说了，说：郑国的罕氏、宋国的乐氏，大概是最后才亡的吧，这两家恐怕都要得国——因为民心归向他们。
王弼头两问问得极干净："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按才能去用人就是了，何必再加一道"尚"？按用处去用物就是了，何必再加一道"贵"？才与用是实的，尚与贵是虚的；老子所去的，正是那一层多出来的虚。
他把"尚贤"之弊说得很具体：一旦"荣过其任"，人做事就不再是为了把事做成，而是"常校能相射"——终日互相较量、彼此攻讦。至于"贵货"，则"贪者竞趣，穿窬探箧，没命而盗"：为一件被抬高了的东西把命搭进去。
王弼注下半章曰"心怀智而腹怀食"，又于"无知无欲"下只著四字"守其真也"，最能破后世愚民之诬。
河上公第一句就把"贤"字圈住了：老子所不尚的，是"世俗之贤"——辩口明文、离道行权、去质为文，也就是那种会说会写、会揣摩风向、拿文采盖住底子的所谓能人。不是真才不该用，是这一种"贤名"不该悬为赏格。
他解下半章一律落到身上：虚心是"除嗜欲，去乱烦"，实腹是"怀道抱一"，弱志是"和柔谦让，不处权"，强骨是"爱精重施，髓满骨坚"。在他看来，治国与治身本是同一套功夫——一个人心里塞满了要争的东西，身子先垮了。
河上公此章题曰"安民"，最重"不造作，动因循"六字，是把无为落成日用之方。
苏辙把病根指到了上位者身上：争的不是贤，是"尚"；盗的不是货，是"贵"；乱的不是欲，是"见"。这与第二章"凡有所立必生其反"是同一条脉——你举起哪一头，另一头必定跟着起来，而举起它的手，从来在上面。
他又替"虚其心"辩了一句要紧的：所虚者是机心，不是知觉；所弱者是争胜之志，不是立身之志。心里不装那些非争不可的东西，逞智巧的人便找不到可以撬动的缝——所谓"智者不敢为"，不是把聪明人压住，是让聪明无处可用。
苏辙《老子解》以体用、以儒理入《老》，此章尤重"病在上不在下"一层，与其论政之旨相通。
陈鼓应最要紧的贡献，是把这一章从"愚民"的旧账里捞出来。他指出：老子紧接着说的是"实其腹""强其骨"——让人吃得饱、身子壮，一个真要愚弄百姓的人，绝不会先操心他们的肚子和骨头。
他把八个字读成一对：虚与弱，去的是心机与争胜；实与强，养的是安饱与体魄。一去一养，方向清清楚楚——把人从那种终日盯着别人、比着别人的浮动状态里，拉回到自己活得踏实的地面上。
陈鼓应参校帛书与楚简，主张本章"三不"针对的是统治者而非百姓，是当代解《老》最通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