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西汉 · 《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乐毅列传》
汉初，齐国新定。天下刚从秦末的兵火里爬出来，一个郡一个郡都是残破的；新的相国到任，照例要立一套章程、下一批命令，好教人看得出这里换了人。
那位新相国把齐地的长者、读书人统统召来，问了一件事：怎样才能安集百姓。《史记》记下当时的场面——「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上百个儒生，一人一个说法，谁也定不下来。
后来听说胶西有一位盖公，善治黄帝老子之言，便备了厚礼派人去请。盖公来了，说的话短到几乎不像一番对策——
「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史记》接着只写了一句："推此类具言之"——顺着这个意思，一条一条替他讲透。而那位相国当场做了一件极郑重的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把相府里自己办公的正堂让出来，请盖公住进去。
此后的事，史书只用了一行：「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九年。齐国七十座城，兵火之后的一片焦土，就在这九年里慢慢缓过来。而这九年之中，史册上没有留下盖公一句第二次说的话，也没有留下他一件事、一个官职、一份俸禄。《史记》里关于他的全部记载，就是上面那几十个字；另一处见于《乐毅列传》篇末，太史公顺手记下了这一门学问的师承：「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一个人一生的行状，被压缩成一句"为曹相国师"。
更堪玩味的是后来。这位相国入朝代萧何为汉相国，一切遵萧何之旧，日夜饮酒，凡有人要来进言便先灌他的酒，终于连皇帝也怪他不治事；他免冠谢曰：陛下垂拱，臣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而天下百姓替这段日子编了一支歌：「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
这支歌里，从头到尾没有盖公的名字。
◆ 齐国安集九年，百姓歌的是萧何与曹参；再往上一层，连歌里也不曾出现的那个人，才是这套治法的来处。"太上，下知有之"——百姓知道上头有个相国，如此而已；至于相国背后还有一位住在正堂里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也不需要有人知道。盖公一生只留下七个字："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而这七个字里最要紧的是末四字——"民自定"：不是我去把他们安定下来，是不去搅他们，他们自己会定。这正是"悠兮其贵言"：他不是没有主张，是把话看得太重，重到一辈子说这一句就够了；也正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九年之后齐人过上了安稳日子，而齐人只觉得日子本来就该是这样。而那一句"避正堂，舍盖公焉"，则替这一章补上了最难的一笔——最上一等的治理并非从天上掉下来，它总要有一个肯把正堂让出来的人：在上者先把自己那个位子空出一块，"下知有之"的世道才长得出来。反过来看，这一章的下三等也就都有了着落：上百个儒生"言人人殊"，各有一套要施于百姓的办法，那是"亲而誉之"以下的路数；而真正把齐国救回来的，是一个此后再没有说过话的人。
王弼把最上一等直接接到第二章上去："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并不是不做事，是做的时候不站到事的前头去；万物各自长起来，而他不当那个发端的人，所以底下的人也就"知道有他"而已。
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三句把下滑的三级说得极清楚：第二等是"立善行施"——开始做好事给人看了，于是有亲有誉；第三等是恩仁不够用而改倚威权；第四等最堪玩味——"以智治国，下知避之"：上头拿聪明去治人，底下也就学会了拿聪明去躲；令是下了，没有人真的照办，这就叫"侮"。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末段一句最要紧："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事情办成了，而没有人说得出它是怎么成的。王弼解"贵言"亦妙："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正因为他极少开口，一开口就没有落空的。
河上公题此章曰"淳风"。他把"太上"落到太古那个连名号都没有的君主身上：百姓晓得上头有个君，却没有一天到晚伺候他的那些事，人心还是质朴的。
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其次畏之：设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烦，不可归诚，故欺侮之。
"其德可见，恩惠可称"八字，是替第二等下的判语：德已经看得见了，恩已经数得清了——正因为看得见数得清，所以它只是第二等。而末一等的病根他只用四个字："禁多令烦"：禁令太多、命令太密，人心便交不出那一份诚，于是阳奉阴违。
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说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为己自当然也。
末一句最堪咀嚼：百姓根本不知道那份淳厚是从上头来的，反倒以为自己本来就该过得这样安稳——在河上公看来，这不是百姓忘恩，这正是那位君主要的结果。
苏辙先替最上一等辩一句冤："下知有之"不是上头没有人在管，是上头虽在管而下头各自过得足，所以想不起他来。一旦要拿仁义去笼络，亲近与称誉就出来了——而亲誉一出，畏与侮也就排在后面等着了。
〔大意〕他解四等下滑之势最透：亲誉生而后有畏，畏而后有侮，一等低似一等，皆因所倚仗的东西一层层往外挪——先倚德，次倚恩，次倚威，末了倚术；倚得越外，人心离得越远。又论"信不足"曰：这四个字不是单说下民不信上，其实是上头先不信下——以智驭之、以术防之，百姓自然也就以不诚来应付。至于"贵言"，则非不言也，惜言如金而已：言必信而后发，故一言出而天下应之。
陈鼓应指出这一章是《老子》政治思想最集中的一处，并特别提醒："下知有之"不是说人民愚昧无知，而是人民不感觉到统治者的干扰——他在，可是他不来搅动你的日子。
他又替第二等作了一个今人最容易忽略的分辨："亲而誉之"看起来是好事，在老子看来却已落第二等——因为这说明统治者已有恩德施于人民，人民已在感激他；而恩之所在，即是干预之所在。
释"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曰：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才不信任他；释"贵言"曰"不轻易发号施令"；释末句曰"我"是百姓自称——事情都办成了，而人民觉得我们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并指出这一章与十八章、十九章一线相承：仁义礼智之所以要被标举出来，正因为那个"下知有之"的世道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