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下出泉 · 果行育德 ——一郡蒙昧,如何被一人点亮
蜀地僻处西南,群山环抱,自古有蛮夷之风。汉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他到任后看到的,正是一幅"山下出泉、蒙昧未明"的景象:百姓淳朴却闭塞,不知诗书礼义,子弟无处求学,整个郡如一股初涌的山泉,有生机而不知所往。换一个寻常官吏,或许只求催科征赋、保境无事;文翁却起了一个大念头——要从根上"化"这一郡之蒙。这便是大象传"君子以果行育德"的第一步:决然而行,不滞不疑。
他先做的,是"求师以开蒙"。文翁从郡县小吏里精选了张叔等十余个聪敏好学的年轻人,亲自勉励,派他们千里迢迢到京师长安,受业于博士,学习经学与律令。蜀地财用不丰,他便省下太守府的开支,又买蜀地特产的刀布等物,托人带到京师馈赠博士,以供这些学子的用度。这是何等的眼光——蒙昧之郡最缺的不是钱粮,是"明师"与"开化之种"。数年之后,这批人学成归蜀,个个通晓经术,文翁一一委以要职,最高的官至郡守、刺史。蒙泉初引,已见清流。
更深一层的功夫,是"立学以养正"。文翁在成都市中修起官学讲堂(后世称"文翁石室"),从下属各县招收子弟入学,免除他们的徭役,以此鼓励向学;学得好的,补为郡县的吏员,差一点的也让他们任"孝悌力田"之职。他每次出巡各县,都要从学官弟子里挑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随行,让他们传布教令、出入官府。于是蜀地百姓以"入学为荣",争相送子弟求学,富人甚至出钱求一个入学的名额。风气为之一变——这正是彖传"蒙以养正,圣功也":把正道之种,种在一郡童蒙的心里。
不过数年,蜀地大化。原本被讥为蛮夷之乡的蜀郡,学风之盛竟可比于齐鲁这样的礼义之邦。到汉武帝时,朝廷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而追溯源头,这项泽被后世两千年的地方官学制度,正是"自文翁为之始也"。蜀地后来文教鼎盛、人才辈出,司马相如、扬雄等大家相继而出,文翁开蒙之功,居其首。班固作《汉书》,特将文翁列于《循吏传》之首,以为良吏化民之典范。
一郡之蒙,被一人之"果行育德"点亮——文翁没有靠刑威驱迫(不取上九之"为寇"),而是求明师、立官学、养正于初、化蒙于诚,恰是九二"包蒙"之德与六五"童蒙"之教的合奏。山下的那股泉水,终于被引成了浩荡的江河。
王弼解蒙,扣住"险而止"三字:往后是坎险,往前被艮山所阻,进退无据、不知所适,正是蒙昧之态。蒙之所以为蒙,不在无路,而在"不知所适"。
他尤重"童蒙求我"与"时中":发蒙之道,必待学者诚心自求而后告之,方能"发其志";若不待其求、或求而渎慢仍强告之,则失其时、伤其诚。教,须应其志、当其时——这便是"以亨行时中"。
王弼扫象数而专言义理,注蒙简净,直指"险止成蒙、待求而告、时中发志"之旨,与解乾坤屯同一笔法。
程颐读蒙,落点在"养正"二字。蒙是"未发"之纯一——心智尚未启、习气尚未染,正是培养正道的最好时机。趁其纯一而养之以正,则正易入;待恶习已成而后禁之,便扞格难改。
他最重"蒙以养正,圣功也":教育之神圣,全在"养正于蒙"四字。又申九二之德:"二以刚明之才居中,为发蒙之主,能包容浑厚以待群蒙"——治蒙者贵在刚中而能包,方能化育万类。
程颐《伊川易传》以儒家义理诠《易》,于蒙尤发"养正作圣""及早教之""刚中包蒙"之义,是中国教育思想的根脉。
朱熹兼取象与占。他先释卦名:"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再以二体明之:坎险在内、艮止在外,故为蒙;而九二以刚居中,正是"能发人之蒙"的那个主爻。
于占断,他说得最切实:筮得此卦者,"当为人所求,而以中道告之;告而不省,则渎而不复告,且必利于正"。施教者要待人诚求而告以中正之道,不可对轻慢者反复相授;学者则须守正方有所成。一句之中,教者之节、学者之诚、双方之正,权衡尽备。
朱熹《周易本义》为元明清科举定本,于蒙紧扣"九二刚中发蒙、待求而告、告以中正",象占交融而不离本义。
南怀瑾把蒙卦翻成今天的话:它讲的就是教育的根本道理。山脚下渗出一股泉水,懵懵懂懂不知所往,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初学者,满是生机却没开窍,全靠后天慢慢引导。
他最爱点"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是中国尊师重道的根本——不是老师去巴结学生,是学生诚心来求老师。你不诚心、三心二意地反复试探(再三渎),老师就不教了。教育要靠学的人自己先有那份诚与求。"
他更看重"蒙以养正":"教育最要紧的,是从小把'正'的种子种下去。先入为正,后来才正得住;一开始就教歪了,长大再扳就难了。这就是'圣功'——成就一个人的根本功夫。"
南怀瑾融通儒释道,讲《易》多取教育、做人为譬,于蒙尤重"启蒙引导、尊师求学、养正于初"一层,最宜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