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一场"于野"的大同,把天下离散之心,重新拢成了一个心
商纣之世,是六十四卦里又一段极像"否"的时世:纣王暴虐无道、剖比干、囚箕子、酗酒淫乐、重刑厚敛,诸侯叛离、百姓怨望,正是"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的否塞之极。天下苦纣已久,人心思变、思同——都盼着有个人能把这离散之天下重新拢起来。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两世积德行义,"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心渐归于周。到这里,《易经》的次序恰好走到了同人:"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极而思同,离散之天下,终要重新同心。而周武王伐纣,正是一场"同人于野"的大同。
武王即位九年,欲观诸侯之向背,乃东观兵于孟津(盟津)。这一观兵,便是一场"通天下之志"的大检验——史载"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并未遍传檄文、刻意邀约,天下诸侯却不约而同、自发会集于孟津之野,齐声曰"纣可伐矣"。八百诸侯不期而同会于野——这正是"同人于野"最壮阔的写照:不分远近亲疏、不待号令催逼,天下之心自然汇成一心。这股"不期而会"的力量从何而来?正是《彖传》那一句——"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武王不为一己之私、不为一姓之利,而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故能把天下人共同的心愿贯通为一个心愿。可此时武王却说:"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天下虽已同心,时机却未全熟,乃还师以待。这一退,正是同人之"贞":大同必合于正,不可躁进。
又过二年,纣王愈暴,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乐器而奔周——商之贤者尽离、纣已众叛亲离至于极。武王乃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大会诸侯于牧野。誓师之辞(即《尚书·牧誓》)开宗明义:"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我只是恭敬地代天行罚,不是为周一家争天下。他历数纣之罪:惟妇言是用、昏弃厥祀、暴虐百姓——句句是为天下、为百姓立言,而非为周谋私。这便是"同人于野"的真精神:所同者不是一党一姓之私,而是吊民伐罪、为天下去害的公心;唯其公,故天下同。牧野一战,纣师虽众,却"前徒倒戈"——纣之士卒阵前反戈、不肯为纣而战,反为武王开道。纣众离散,武王几乎兵不血刃而克商。一片离散之天下,于牧野之野重归一统。
克商之后,武王不以天下为周之私产,而是行其大同之政: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又封黄帝、尧、舜、禹之后,封纣子武庚以续殷祀,分封功臣昆弟而又广封先圣王之后——所封者遍及前代圣王之裔与异姓之贤,而非独私周之宗亲。这正是同人卦最深的一层教训:真正的大同,是"同人于野"而非"同人于宗"——若克商之后只私周之一姓、只酬周之宗党,那便落了六二"同人于宗,吝"的下乘;唯有公天下、容异类、续绝世、举逸民,把天下人的心都拢进来,才是"通天下之志"的大同。武王之所以能一战而天下定、定而天下安,正在他自始至终行的是"于野"的大公之同,而非"于宗"的一姓之私。
读武王伐纣,最该体会的不是"以兵取天下",而是同人卦给人的那一份大启示:否塞之世,人心离散;而能把这离散之心重新拢成一心的,从来不是权谋、不是私党,而是一片"为天下"的公心。武王不期而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之野、誓师牧野而前徒倒戈、克商而容续前代之裔——靠的全是"恭行天罚、为天下除残"的至公,故能"通天下之志"。这就是"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以大公之心同天下(于野),故能亨;众志既成一心,故能涉伐纣之大川。同人之同,原来同的不是"我们这一伙",而是"天下这一条心"。
王弼解同人,先点"野"字之义:"野者,旷远而无所偏党之名也"——同于旷远无私之地,方是大同。何以能亨?"能弘大其志、通乎天下之志,故乃亨"——把心志弘大开去、通贯天下人之志,这才亨通。
他于六二"同人于宗"着力辨之:"所同者狭,故曰吝也"——六二为成卦之主,却独系应于九五一爻,所同者偏而狭,是同于一宗一党,故虽中正而反"吝"。同人之道,贵在大同于物而不系于一隅之亲。这是王弼读同人之要:以"野"之广大、"宗"之狭隘相形,立"通天下之志"为同人之本。
王弼扫象数而专言义理,注同人直指"同人于野=无所偏党、通天下之志乃亨;同人于宗=所同者狭故吝"之旨,于大同与私党之辨剖判最精。
程颐读同人,落点在"大公无私之同,方为大同"。他扣住序卦讲:"物不可以终否……上下相同则为同人,与否义相反"——否是天地不交、上下不通,同人正是要上下相同、重通其志,恰为否之反。
他最重"大同"与"私昵"之辨:"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则圣贤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昵比之情耳"——大同出于大公之心,私同只是亲昵相比之情。故必"同人于野","不以昵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旷远之地无所不同,乃其至公无私,可以亨通"。又于六二发"私系则吝"之戒:系于私应、同于宗党,便失其大同。以"大公无私、通天下之志"为读同人之纲,最得圣贤气象。
程颐《伊川易传》以儒家义理诠《易》,于同人尤发"否极思同、大同出于大公之心、同人于野乃至公无私可亨、同人于宗则系私而吝"之义,最切于公私之辨。
朱熹解同人,兼取卦体、卦象与占义,最为切实。他先以一语明义:"同人,与人同也",又取象曰"以离遇乾,火上同于天"、"卦唯一阴而五阳同与之,故为同人"——火炎上而同于天、五阳同于一阴,两层皆见"同"之所由。
于卦辞,他落到"无私"二字:"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有亨道矣";又以乾健释涉川:"以健而行,故能涉川"。最切于占者之戒,是末一句:"必利君子之贞,戒占者必克己复礼、无私而后可也"——同人非可苟同,必克去私心、复于礼,廓然无私,乃得其亨。"与人同""旷远无私""克己无私而后可",最得同人之神。
朱熹《周易本义》为元明清科举定本,于同人紧扣"与人同、火上同于天、一阴五阳同与之、于野则无私乃亨、必克己复礼无私而后可",象占义理并重而归于"无私"。
南怀瑾把同人卦讲成今天的话:它说的就是"人怎么跟人重新同心、合到一起"。否卦是大家不通气、闹别扭、各搞各的;同人卦是要把这口气重新接上、把人心重新拢到一块儿去。
他最爱讲同人卦里那个"公私之辨"。"《易经》分得很清楚:'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于野'是什么?是在大野地里、不分你我、跟天下人同,那是大公无私,所以好、所以通。'于宗'是什么?是只跟自己宗族、自己这一派、自己这帮人同——那就成了小圈子、小集团,所以叫'吝',叫坏了。彖辞那句'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最要紧——只有真君子,才肯把私心去掉,把天下人的心愿当一回事,这才叫真同人。"
他更点出大象"类族辨物"那一层智慧:"你别以为'同'就是稀里糊涂地什么都同。大象告诉你'君子以类族辨物'——要先分清楚:哪些是真同道、可以合到一起,哪些是拉拢你去结党营私的、要分辨开。先分得清,才同得对。该同的同、该分的分,这才是会做人、会用人的真本事。"
南怀瑾融通儒释道,讲《易》多取做人、处世、用人为譬,于同人尤重"否极思同、与人重新同心、同人于野是大公(好)、同人于宗是结党(坏)、君子先类族辨物而后通天下之志"一层,最宜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