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遂志 ——一个因言得罪的人，如何在最没有路的地方把日子过成了道
困彖曰"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卦辞曰"有言不信"，大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之要，在身穷而道不穷、在把不可必的命委出去而把不可夺的志守下来，尤在"尚口乃穷"四字：处困而欲以言自解者，愈解愈穷。六十四卦里，把"因言得罪""三黜而不失其所亨""致命遂志"著于一身、验于一生的，北宋苏轼是一个最相得的人证——他以文字得祸（有言不信），以躬耕自养（困于酒食），以注经教民自遂其志（致命遂志），而其心未尝一日不说（险以说）。这段史事，详载于《宋史·苏轼传》及其本人诗文之中。
苏轼之处困，起于"以言得罪"：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进士，欧阳修见其文，惊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熙宁中王安石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轼遂请外，通判杭州，徙密州、徐州、湖州——正是"刚掩也"：有其才而为在位者所掩。其在外任，未尝以困而废其职：知徐州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又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正是"志在下也"：其身虽掩，其志固在民。其困之至，则在元丰二年之狱：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及诗句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是谓"乌台诗案"；狱中百余日，自谓必死，为诗别其弟辙曰"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神宗独怜之，卒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此正是"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以言语文字得祸者，其困最深；而处此之时，愈辩则愈穷。
其"困而不失其所亨"，尤为黄州五年之验：初至黄州，寓居定惠院，"饥寒未至而先愁"；俸入既绝，乃于城东故营地得废圃数十亩，躬耕其中，号之曰"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筑雪堂，日与渔樵杂处，"日炙风吹面如墨"——正是"困于酒食"：所困者，衣食耳。然其心未尝以此而乱：是时作《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处至险之地而其心能说，身在困中而其道未尝困。其"遂志"，尤在于虽困而不忘其民：黄州、鄂州之间，民贫多不举子，生子辄溺之；轼闻而伤之，作书遗鄂州太守朱寿昌，请举行律令以禁之，又自捐囊中钱、约同志之士立"育儿会"，岁敛钱以活弃儿——身为谪官、日食有不给，而犹为他州之弃儿谋——此正是"致命遂志"：命已委之，而志固未尝一日废。
其困之再至、三至，而其守愈坚。元祐间起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然于免役法与司马光论不合，又为朔党所攻，屡请外补；知杭州，浚西湖、以葑泥筑长堤（今之苏堤），又置"安乐坊"以医贫病之民——其在朝在外，一以爱民为事。绍圣中新党复用，贬惠州；至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且劝惠州守筑东新、西新二桥，助修广州蒲涧引水之法以济民饮。绍圣四年再贬儋州（海南）——其时法禁甚严，谓"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书公事"；轼自言儋耳之居"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正是"泽无水，困"：至此可谓无一物矣。而正在此至无一物之地，他把"遂志"二字做到了极处：在儋三年，与黎族父老相从而游，"予与海南民，皆同一囚耳"；乃载酒问字、开门授徒，琼人姜唐佐从之学，轼书扇赠之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后唐佐果举乡贡，为海南举人之始；又于此三年中成《东坡易传》（《毗陵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自谓"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一个人被丢到天涯海角、无肉无药无屋无友，而以三年之力注成一部《易》——这是"君子以致命遂志"六个字最重的一次落地。
其北归之际，尤见其"困而不失其所亨"之全。元符三年徽宗立，遇赦北归；渡海之夜作诗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九死而曰不恨，南荒而曰奇绝，非其心能说者不能道此语。过大庾岭，有老人问其从者曰"闻有苏内翰谪岭南，今北归矣——天佑善人也"，轼笑而谢之。舟次金山，见李公麟所画其像，作《自题金山画像》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十六字最可玩味：世人以为黄惠儋是他一生之困，他却认作一生之功业；把三处贬所认作功业者，正是"困而不失其所亨"的至语。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卒于常州，年六十六，后谥文忠。使苏轼当日于台狱之中曲辞求免、或于贬所日夜自诉其冤以求人之谅，则言愈多而信愈寡（尚口乃穷）；惟其能委其命于所遇（致命）、遂其志于所守（遂志），故身三黜而其道愈亨、地愈远而其名愈重。
王弼解困，一语直探其骨："困者穷也；刚为柔掩，故曰刚掩；处险而能说，虽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唯君子能之——小人处困则滥矣"——困之所以为困，在刚为柔掩；困之所以能亨，在处险而能说。此正扣彖传"刚掩""险以说"之要，而以"小人处困则滥"反照之。
他于"有言不信"与大象剖判最切："处困之时，言不见信；欲以辩自免，适所以致穷耳""泽无水则不能润物，君子处之，委命而遂其志"——最得"默其口、委其命"之意。
王弼扫象数而专言义理，注解直指"困者穷也、刚为柔掩故曰刚掩、处险而能说虽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唯君子能之小人处困则滥、贞而得大人之吉者以其刚中、处困之时言不见信欲以辩自免适所以致穷故曰尚口乃穷、泽无水则不能润物君子处之委命而遂其志、初六居下之极所据非安故入于幽谷而三岁不见、六三所困非所困所据非所据进退无之故不祥"之旨，于"刚掩、说而亨、尚口乃穷"一层剖判最明，然偏于言其困之理，程颐则更进以"身可穷而志不可夺、命者所遇志者所守"发其处困之实。
程颐读困，把卦义讲到骨里："身之困，非道之困也；道未尝困，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一句话把"身"与"道"劈开：所困者身耳，道何尝困？这便是困卦最要紧的一刀。
他于大象一层剖判最明："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九字最见分寸：不是一遇困便言命，是尽了人事而后言命。又拈出上六之转："困极则必变，动而知悔，则可以征而吉矣"，最得其处困之实。
程颐《伊川易传》以儒家义理诠《易》，于困独发"困者君子所受之难也、刚掩于柔君子为小人所掩蔽、当困而能说其唯君子乎、身之困非道之困也道未尝困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贞而大人吉者非有刚中之德则困而失其守、当困之时人所不信虽有言何益故尚口所以取穷、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九二困于所欲朱绂方来上之求己利用亨祀谓以至诚感格、六三非所困而困非所据而据故凶、上六困极则必变动而知悔则可以征而吉"之义，直指困即是身穷而道不穷、致命而遂其志之学，最切于处困之实。
朱熹解困，紧承程子而尤明白。他先释卦名与卦体："困者，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三上所掩，所以为困"——把"刚掩"二字坐实在爻位上，最为清楚。
他于大象释得最有力："致命，犹言授命，言持以与之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则于死生患难之际，无以易其所守矣"——"授命"二字，是把这条命捧出去、不再当作自己的；命既不为己有，则死生患难无可以夺其守者。又于诸爻："处险而说，是身虽困而道则亨也""上六困极而通，故其占为动悔有悔而征吉"——象占义理并重，而归于"守、诚、变"三字。
朱熹《周易本义》为元明清科举定本，于困紧扣"困者穷而不能自振之义、坎刚为兑柔所掩九二为二阴所掩四五为三上所掩所以为困、坎险兑说处险而说是身虽困而道则亨也、二五刚中故曰贞大人吉、有言不信又戒以当务晦默不可尚口益取穷困、致命犹言授命言持以与之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则于死生患难之际无以易其所守矣、九二中有庆也以其刚中而未至于困甚、九五劓刖伤于上下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则受福、上六困极而通故其占为动悔有悔而征吉"，象占义理并重而归于"身困道亨、晦默不尚口、授命不易其守"。
南怀瑾讲困，先把"困"字讲活："一个池塘，水漏光了，底下干得开裂，这就叫困——那水并没有不见，它漏到下面去了，只是你用不上；人也一样，困住的人往往不是没有本事，是本事用不上，这叫刚掩。"再把大象那句点出来："命，是你碰到的那个遭遇，交出去；志，是你自己守的那个东西，守到底。"
他最重"尚口乃穷"与"祭祀"这两层："人一倒霉就想解释，越解释人家越不信，越不信你越急，越急就越穷——所以困的时候少讲话，多做事。""爻辞两次讲祭祀，就是这个意思：诚心比嘴皮子有用。"
末了两句最见宗旨："不该待的地方硬待着，那是自己找的（六三）。""缠得动不了，你只要肯动、肯认那个悔，走出去就吉了（上六）。"
南怀瑾融通儒释道，讲《易》多取做人、处世为譬，于困尤重"上泽下水池塘水漏光底下干裂就叫困、那水没有不见漏到下面去了只是用不上人困住往往不是没本事是本事用不上这叫刚掩、升到没得升就困住了所以接着讲困、困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那个道孔子说困德之辨也一困就看出谁有守、君子以致命遂志命是遭遇交出去志是自己守的守到底、尚口乃穷人一倒霉就想解释越解释越不信越急越穷所以少讲话多做事、爻辞两次讲祭祀诚心比嘴皮子有用、六三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不该待的地方硬待着是自己找的、上六肯动肯认那个悔走出去就吉"一层，最宜入门。